读书回归语言现场，16位汉学名家“夫子自道”

《另一类人声：国外经学专访录》

季 进 编撰

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本书是南京大学季进教授对国外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我们的专访录辑录，专访对象包括夏侯所安、周作人、麦克斯梵、余光中、陈晓人、北埃尔普等研究者。专访文本既涉及学术研究，又时而加插Kozhikode，足智多谋回答与零碎Kozhikode的背后，往往渗透着研究者们密不可分的学识，颇Putanges人以启发。作者以一类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国外经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既尊重人文差异和经学家独有的人文视点，又以自觉的人文意识依托本土资源与之展开平等对话。这样的专访以及相应的国外经学科专业学研究，对于我们考察我国现代文学的国外散播、思考我国人文的输出战略、重构我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层次都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

>>内序文读：

第一卷序（摘录）

Nenon

目前国内有关国外经学的专访著作并不少见，但事实证明，都不像这本《另一类人声：国外经学专访录》，能这般既Pudukkottai全局，又深入细致核心理念；既透亮历史，又执着现状；既有方法论深度，又是朋友间Kozhikode家常，娓娓而谈，使专访文本于不知不觉间，渗入读者雨露，臻于无声的圣埃蒂安德。关键在于专访者季进对国外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了解，对孕育经学的西方方法论也有非常多的积累；又与这些经学书画家有较深的深交和较长的交往，能在欢宴间除却一般无法避免的疏离、老套和遮掩，揭秘内心深处和事件核心理念；加以蕨科肿足的准备，颇有技巧地将谈话循循诱导，使被专访者沿着专访者默认的思路，步步深入细致，并得到充分发挥。正因为这般，我不能自拔地念完了《另一类人声：国外经学专访录》，颇得欣然忘食的喜悦，并有多处产生共鸣。

我想着重谈谈其我国外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三我们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周作人-麦克斯梵-余光中，连结成一个在美国科学研究、评点、散播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的无法胜过的支撑点。我所谓无法胜过，一方面是指她们三位之间的学术研究师事关系，以及30余年来她们共同培育出来的一支遍及美国各地的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的优秀师资队伍和研究者队伍；另一方面则是指她们为我国古典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专业的开拓、深化、创新所作出的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

周作人-麦克斯梵-余光中，三家支撑点，在国外构成了一个不断创新的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的系谱，其科学研究成果形成了内在的衔接。她们对于我国古典现代文学学科专业的重大贡献当然首先是对该学科专业的拓展与建设，特别是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先是周作人在他的《我国现代哲学史》中对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黄松龄（后来还有萧军）等给予了长期被忽略了的、应有的高度赞扬，为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历史框架和新的批评标准。

接着，麦克斯梵对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的后现代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科学研究，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他首先强调，如果要科学研究古典现代文学，就必须界定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我国的后现代主义。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五四模式的路数似乎狭隘了一点，比较注重启蒙，比较精英，无法全面描述古典现代文学的全景。因此他从晚清出发，来寻找后现代主义与五四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个20世纪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他自己总结说：我走的路不是方法论的路，不是把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类方法论来探讨，而是从史料里面，从印刷人文里面来科学研究。所以《上海摩登》里面前四章全是上海物质文明的东西，包括上海的建筑、上海的印刷、上海的报纸、上海的电影。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什么叫作我国现代文学的后现代主义。麦克斯梵认为，当西方这一套现代的东西传入我国时，必然会受到我国人根据其自身的现代文学想象加以取舍，这种进入到我国人文领域里的现代 就马上变了质，变成我国特有的东西，它既不是传统的东西，也不是西方现代的东西，而是一类四不像，正是这种四不像大大扩展了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益了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的特质。在这个基础上，麦克斯梵进一步提出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并不是某种移植，而是来自对历史的激烈对话，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性应是从事现代科学研究者最严肃的功课。而历史性又不只是指过往的经验、意识的累积，同时也是指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力和叙述等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麦克斯梵说：我做学问的方法，是把人文科学研究和人文史连在一起，希望自成一家。他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大大开拓了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的方法论场域。

余光中进一步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我认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不能以特定时期、公式、创作或阅读群体来断定，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也不在于内烁真理的呈现，而在于对历史坐标的不断定位。他认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方法论、批评热潮之后，借着晚近中西学界对历史和叙述、历史和想象的重新定位，现代文学应该被赋予更多与史学对话的机会，并以现代文学的虚构性来拆解大历史的神圣权威，以历史的经验性来检验、增益现代文学创作和现代文学方法论。现代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重构和解构现代文学（后）后现代主义的最佳起点。余光中认为，在现代的情景下，应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现代文学的空间坐标，尽量把华语现代文学的场域全部拆开，让它们都处于同一个平台，重新组合成现代文学对话的空间，而众声喧哗的复杂性、丰富性，正是华语现代文学深邃广阔的内涵之所在。事实上，在离散和一统之间，现代我国现代文学已经铭刻了复杂的族群迁徙、政治动荡的经验，无法用以往简单的地理诗学来涵盖。在大陆、在国外的各个华人社群早已发展了不同的创作系谱。因此，衍生的国族想象、人文传承如何参差对照，当然是重要的课题；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我国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早已离开了传统文本的定义，成为多元、跨学科专业的操作。已有的成绩至少包括电影、流行歌曲、思想史和政治人文、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后社会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科学研究、人文生产、大众人文和政治、性别科学研究、城市科学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现代文学、后殖民科学研究、异议政治、人文人类学科专业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人文史科学研究，等等，尤其是电影或广义的视觉科学研究更是备受关注。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为核心理念的科学研究方向，这些议题无疑为现代我国现代文学领域注入源头活水。

我一直关注如何对待西方方法论问题，特别关注成长于西方人文语境的研究者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这毕竟是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和比较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不能不面对的一道难关。使我长期困扰的问题是：西方方法论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真要完全掌握，直到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才能拿来应用吗？西方方法论诸家并存，各有招式，真要进一家之门，沿一家之路，才能修成正果吗？西方方法论各家自有一套概念系统，如果打乱这一既成系统，只取所需，会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吗？取其全套概念系统，用于我国现代文学实践，又是否会使我国方法论有失语之虞？周作人-麦克斯梵-余光中，三家支撑点面对这一难关是怎样迈越的呢？她们的论述对我启发颇多。

周作人一再强调要有自己的方法论积累，他坚持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方法论牵着鼻子走。他说：只要是优秀的批评家，我都学，才不管你什么派什么派呢。他认为不仅要看批评家的东西，还要看他所批评的作家。这个方法论好不好，不仅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的对象，还要看他走的路，他怎么会这么评论。

麦克斯梵则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是先看方法论，几乎每一本书一开始就演出一招方法论出来，如果你没有一个方法论来开始的话，你这本书就好像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东西。他抱怨说，现在我们看得太多的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类莫名其妙的方法论基础上，用了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词，可是却没有新材料、新结论。他的方法与此不同，他是先找出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参照脑子中储存的各种方法论，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强调一个方法论体系从一个地方散播到另一个地方，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本地研究者关心的问题和她们自己科学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一类多元的探索，不停地辩证，不停地质疑，永远做各种正面反面的论战，对于真正优秀的方法论，不仅是一个消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应永远跟方法论做对话，而不是把方法论当作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倡将眼光放远，不再执着批评和方法论所暗含的道德优越性和知识（政治）的权威感，而专注于批评和方法论所促动的复杂的理性和感性脉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思考对于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方法论和批评是十分有益的。

余光中则尖锐批评了某些国外研究者追随西方的当红方法论，并迅速转嫁到我国领域，以至于方法论干预成了方法论买办的现象。他认为对方法论的关注，首先是为了磨炼批评的工具，以便更深入细致地探讨学术研究问题及其用心。任何方法论和方法，其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其是否能增进我们对某一现代文学现象的了解之上。好的方法论所产生的历史观和诠释的确会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对西方主流的方法论话语，不应该只是人云亦云的推崇或贬斥，而应是批判性的转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余光中作为一个在西方语境中培育出来的研究者，却提出我最希望看到的则是，我们在谈本雅明、阿多诺、布尔迪厄、拉康等人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同辈的我国研究者在方法及方法论上的独特建树。他认为学界对20世纪章太炎的既国故又革命、既虚无又胜过的史论，陈寅恪庞大的历史隐喻符号体系，王国维忧郁的人文遗民诗学等，都还没有投注应有的心力。他说：我们应该叩问在什么意义上，19、20世纪的我国现代文学发明可以放在跨人文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重大贡献。这未必全然是乐观的科学研究，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各种创造接踵而至，有的不过是昙花一现，有的是新瓶旧酒，有的证明此路不通，而最新颖的发明往往未必就能为当代或后世所接受。在审理国外我国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也应该问一问：西方方法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反之亦然？传统方法论大开大阖的通论形势和目前方法论的分门别类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我国现代文学论述的重镇——从梁启超到陈寅恪，从王国维到王梦鸥——可以被有心的研究者引领到比较现代文学的论坛上？虽然近年来，我国比较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者已提出我国比较现代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学西渐等问题，但余光中提出的这些方法论问题，依然发人深省。

念完这些国外经学专访，收获当然远不止此。其他诸如有关人文主义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讨论，将我国古典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与史诗传统延伸为话语模式、情感功能和社会政治想象来科学研究，区分再现和代表的不同，指出不能因为我的任务是再现我国，那我就真的代表我国，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古典现代文学科专业学研究中的核心理念问题，也都给我以深深的启发。

最后，我认为余光中对于三家支撑点的评论非常到位，他说：我觉得我们的相同点，可以说某个意义上继承了一个国外的人现代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欧美人文主义的传统。至于不同的地方，像周作人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求学任教，受到强烈的英美新批评的训练，还有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而那是一个冷战的时代，在政治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承担，夏先生也必须作出他的选择。我和麦克斯梵生长在台湾，在探问现代文学后现代主义时，因为时代的改变，角度上自然有所不同。夏先生觉得很迫切的一些历史和政治问题，我们却要换一个方法来问，作出不同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夏先生问的问题是感时忧国，麦克斯梵关注的却是浪漫主义或上海摩登，自然不一样。至于我，实在是后来者，把我跟她们相提并论，我当然很荣幸，但也感到很惭愧。我受到学术研究训练的时候已经是欧美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时代了，所以我可能不像夏先生那一代，对历史离乱有切身之痛。我对现代文学、历史、政治的关系也很有兴趣，但科学研究的角度自然偏向多元、解构的看法。麦克斯梵对海派的关注，有他先天的优势，他对西方的音乐、美术从小就得到陶冶，那是家学渊源，所以我也写不出像《上海摩登》那样的书。我反而对表演艺术很有兴趣，我更偏向于诗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正在重新考察鲁迅所代表的抒情传统和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我的抒情在定义上跟传统的定义很不一样，不是小悲小喜的抒发，而是希望把抒情还原到一个更悠远的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去。我全然同意这样的分析，并谨以此作结。